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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年底在日本採訪時，聽到一名反核人士形容日本在福島核災前對自身核安的自信是：「除非哥吉拉出現在核電廠，否則日本核安是萬無一失」。
哥吉拉是日本漫畫中的巨型恐龍，美國好萊塢翻拍成「酷斯拉」登陸紐約大肆破壞。若真的有哥吉拉，核電廠確實難逃毒手，但現實中沒有哥吉拉或酷斯拉，日本核安還是破功了。
回到台灣。每周固定在台北市中正紀念堂前的反核運動「不要核四、五六運動」截至3月11日已跨越52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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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正紀念堂捷運再搭兩站就是台電總部，兩者地理距離如此近，但位處其上的反核、擁核雙方理念的鴻溝卻如此巨大。兩者最大的歧異在於，台電認為核安無虞，反核者則主張核安難有百分之百的保證。
拉回日本。日本的擁核、反核雙方雖然也是立場迥異，但雙方在「核能電廠永遠不能保證百分之百安全」上，卻已有共識。
日擁核派 修正核安態度
去年台電邀請兩位日本媽媽前來參與核能論壇，頗有和台灣媽媽反核電聯盟互別苗頭的意味。
但尷尬的是，日本原子力前委員木元教子和前專門委員東嶋和子在這場論壇上，都直言核電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安全，「日本是追求極接近百分之百安全」。
木元教子與員東嶋和子是日本有名的擁核派代表，連這兩位擁核媽媽都說核電廠不可能百分之百安全，顯示在福島核災後，自負的日本人，態度已經大幅修正，改為更謙虛的面對核安。
台電信心 恰如災前日本
政府和台電近年不斷以兩個論點來強調對台灣核安有信心，一個是過去三座核電廠的運轉紀錄良好，第二個是我方在福島核災後新增斷然處置措施，必要時可以毀掉核電廠而不影響核安。
政府與台電對核安的信心，恰如福島核災前的日本。
核一廠的設計與出事的福島一廠類似，台灣與日本同樣面對地震與海嘯的威脅，不少反核人士提出的反核角度確實可以輕易以科學反駁，但反核人士對台灣核電安全的擔憂，絕對是有憑有據。
昨日紀錄 不是明天保證
一位日本核能大老告訴我，核電廠就像女人一樣，年紀愈大愈是要勤保養，昨日的運轉紀錄，不能當作明天的運轉保證。
福島一廠在1976年開始興建時，包括地點選擇、海嘯高度預估上就已出現不少瑕疵，雖然我們不能以今日的科技眼光看當時的興建水準，但之後福島一廠補強工作不如其他核電廠，以致於在311地震時遭受毀滅性打擊，但女川等核電廠卻能挺過。
高齡核廠 延役？除役？
台灣核安問題比日本更顯複雜，除了核四要不要商轉外，既有三座高齡核電廠是否延役，也加深政府處理的難度。
日本在重啟核電廠議題上最優先的溝通工作，是重建民眾對核安的信心，透明與謙卑是溝通的兩大主軸。
政府要與民眾溝通核安議題，必須與日本一樣，先承認核安永遠不能做到百分之百，才能夠以謙虛的態度去檢視我核電廠的缺陷，這樣才能化解擁核、反核雙方之間深不見底的鴻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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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聯合晚報記者盧沛樺】
從小在台北長大，首善之都聚集各式各樣的工商服務業，四通八達的捷運線，讓台北人享盡生活便利。但這些工商部門與基礎建設，大量仰賴電力，台北人享受了電力的方便，卻總是較少承擔使用能源後的代價，例如火力電廠的空氣汙染問題、核能電廠的核廢料貯存與最終處置的風險等等。
場景拉到蘭嶼核廢料貯存場，台電員工宿舍緊鄰在低放射性廢棄物的貯存壕溝，天天與核廢料為鄰。台電人現身說法，似乎要證實輻射監控一切正常，駁斥外界對安全的質疑。
不過，蘭嶼達悟族人的抗爭，從夏曼‧藍波安到希婻‧瑪飛洑，甚至更年輕的一代，訴求很清楚，當年興建過程程序不正義，不能說垃圾偷偷放久了，成為垃圾場就是理所當然。
除了蘭嶼以外，新北市核一廠、核二廠，屏東縣核三廠內，都有低放射性核廢料，以及放射性更強的用過燃料棒。
最終處置場 仍然找嘸
據原能會統計，截至去年，我國三座核電廠廠內共累計10萬4013桶低階核廢料，再加上桃園核能研究所接收民間醫、農、工及研究單位產生的放射性廢棄物1萬211桶，蘭嶼貯存場10萬277桶的話，台灣已累積逾廿萬桶。另外，原能會物管局每年公布低放射性廢棄物固化桶統計，去年核一廠、核二廠、核三廠各新增80、66、35桶，合計一年約增加兩百桶55加侖裝固化核廢料。
用過的核子燃料屬於高放射性廢棄物，核電廠每運轉18個月，會從反應爐退出1/3用過的燃料棒，由於剛取出時放射性極高，須放在冷卻池待其相對安定後，再改採乾貯或放到最終處置場，目前我國三座電廠已累積1萬6671束用過的燃料棒。
核一廠 眼看就要貯滿
其中，核一、核二廠的冷卻池容量均小於機組40年運轉產生的用過核子燃料，而必須在廠內蓋乾式貯存設施。不過，新北市擔心最終處置場難產，怕乾式貯存直接變成最終處置，至今新北市仍卡住核一廠的乾式貯存計畫，無法興建。
只是，危機近在眼前。核一廠今年11月將再度退出1/3用過燃料棒，屆時就超越冷卻池的貯存上限。根據台電推估，若2月底前新北市持續不通過台電的水土保持計畫，最糟的情況是2016年核一廠一號機就要提前除役，北台灣面臨63.5萬度的供電缺口。
資料來源／經濟部低放辦公室
威權時代的電廠建設，人民只能被迫接受，但隨著電廠營運40年，台灣也過度到民主政治階段，各地區民眾都不願和核廢料當鄰居，讓最終處置場的地點與期程一延再延，蘭嶼核廢料遷址的支票也一再跳票。最終處置方案懸而未決，將棘手的問題一代拖過一代，衍生世代不正義的批評。
如今，核四要不要運轉，若是採取公投的方式決定，意味著公民掌握了發球權，挺核的人除了思考電價低廉、供電穩定、經濟發展，也不得不去思考，伴隨著電廠40年運轉所產生的核廢料問題。
如果不願意核廢放在你家旁邊，憑什麼要偏鄉或原住民部落來承擔潛在的輻射外洩風險？或是，捫心自問，你願意以多大的精神與力氣，與最終處置場的所在地民眾同一陣線，以公民身分共同監督國家落實輻射防護工作？
常有人說，核廢料是政治問題，不是技術問題，語氣中不無抹黑批評人士不理智、不專業的味道。但正確來說，核廢料從來都不只是技術問題，而是牢牢繫住社會、環境與世代正義層面的問題。
專家：取決於社會溝通
若要解決核廢料難題，扎實的社會溝通與官民互信，重要性不下於技術研究。事實上，去年底由智庫舉辦的核廢料國際研討會，芬蘭、瑞典的核廢料專家受邀來台，他們有志一同地說，最終處置場能不能順利上路，取決於社會溝通工作是否落實。
不論核四去留與否，超過20萬桶的核廢料是既存事實。核電廠若要進行除役，台電推估新增加的低階核廢料，數量與核電廠40年來所產生的廢棄物總量相當。
不論是政府、地方民代、一般民眾，不論立場是擁核或反核，在思考核能發電的問題時，核廢料的處置與儲存，都該是核心問題。
